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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山跑死馬

文章來源: 中記聯網 時間:2012-10-07 16:11

其實,鈍刀子割肉更疼,因為人畢竟不是青蛙。但我要說的奇跡也就在這里,我面對那如山的壓力和漫長的時光隧道,在長達22年歷程中卻從未沮喪到想以死了之。是我神經系統特堅強嗎?非也。現在我常聽一些人滿腔豪情地說:“要叫我趕上那時候非打成右派不可!”這話說來容易,那罪可并不是好受的。最初是感到天大的冤枉,好心好意響應號召提意見,怎么就“右派”了呢?為此我連續抗辯五次,使自己的處分等級坐上了直升飛機。但就在處分宣布前夕,我對怎么也搞不通的“右派罪行”,在晝夜苦思中卻發生了一個180度的大轉變。其時,在我的思想武器庫中除了1948年參加地下黨以來所受的馬列主義教育,就是自幼感受的中華民族傳統道德。在被連續批斗、報紙點名和抗辯無效后,我不禁晝夜苦思苦想,反復自問:藐小如我,難道會比偉大的黨組織聰明嗎?這是絕對不可能的,錯誤肯定在自己一方。那么,我究竟錯在哪里呢?迷蒙啊,困惑啊,痛苦啊,徹夜難眠……有一次到青年宮參加一個400多團干部對我的批斗會。散會出來以后頭昏昏然,走在海河邊上看到那波光粼粼的河水不禁歧念叢生。但這時,不知是哪里飄來一陣如泣如訴的“梁祝”小提琴協奏曲,那抑揚頓挫、千回百轉、忽而強烈撞擊、忽而優雅昂揚的旋律使我似乎得到一種心靈的梳理、啟迪和撫慰,使我不禁若有所悟。它似乎告訴我,人生的坎坷和曲折是難免的,而苦難是可以詩化、淡化、轉化的。正當此時,海河兩岸忽然爆發一陣歡呼,原來是蘇聯發射的一顆人造衛星冉冉穿空而過,那高遠而晶亮的衛星似乎也給我一種昭示。啊!生活是多么的美好!美好的生活還在前面,我要沖出這其亂如麻的羈絆和樊籬,走過去,前面是個天!此刻,靈光閃現,“階級本能”四個字突然從腦子里蹦出來,使我猶如在茫茫大海中抓住一棵稻草。是啊,在理論上階級有“自在”與“自為”之分,那么是不是在不自覺的“階級本能”驅使下,我確是在渾然不覺中鑄成大錯?那么如今擊我一猛掌就是應該的了!其實若按“本能”來講,我原汁原味的“本心”是呼喚報紙的輿論監督來祛除時弊,如此而已,豈有他哉?但,在政治高壓的研磨下,我的心態出現了一種“我已非我”的混沌,泛起了一種宗教信徒般的蒙昧,猶如魂靈出竅一般,自己站在對面來自我審判,直至由衷痛恨自己在風口浪尖上做了“帝國主義、資產階級的內應”,一時之間只要思想上出現反復,便嚴厲地自我斷喝一聲:“鎮壓反革命!”那些日子,每逢內心里出現混亂和惶惑,我便在激烈的思想斗爭之后,得出一首五言或七言詩,讓思想向主流意識靠攏。“猶憶魂墜千尺幢,樸嫗一笑溫寸腸。烈火烤炙化無余,飛出稚嫩一鳳凰。”“橋頭枕磚睡,絲糕猛吃仨。力竭再沖擊,何懼大臺壓?”“為黨奪一兵,為廈添一磚。莫急百分好,全力抓主矛。”這些不足為外人道的東西,當時卻也為自己增添了一些內里。面對隨后到來的無論是開除黨籍還是“保留公職勞動教養”,以致工資從16級110元銳減至每月3元零用費,均認為是理所應當!內心不斷地在喊口號:“要和過去的我決裂、決裂再決裂!”此時,劉少奇和時傳祥握手的情景,高爾基歷盡艱辛終成作家的夢想,“仲尼厄而作《 春秋 》;屈原放逐乃賦《 離騷 》;左丘失明厥有《 國語 》;孫子臏腳《 兵法 》修列……”等等軼事嘉言,均給我以“破舊立新”的沖擊力。古語:須臾忍死。這一切,使我扛住了比死還痛苦的混亂,產生一種奇異的恍然大悟。不是火中飛出鳳凰嗎?就讓烈火來得更猛烈些吧,我一遍遍夯實這種“以‘左’治‘左’”的精神架構”――

但“生活流”遠比“意識流”嚴酷得多。勞改農場的勞動是超強度的,壓抑是令人窒息的。我永遠忘不了那個黑色的日子:1958年4月16日。當天早晨,原機關就派了兩個彪形大漢限制了我的自由,跟著我回家去取了行李,而后用吉普車將我和另兩個老右程海和謝鵬送到天津市勞教收容所。看到那荷槍實彈的警衛,心里不禁頓時想起隨解放大軍入城時,自己也穿過的那身棉軍裝。當天,又目擊了另一個近乎滑稽的場景。進入收容所第一天是受命打麻雀。各色人等或拿掃帚、或揮木棍把那些自由跳躍的小麻雀追打得嘰嘰喳喳、亂飛亂撞,須臾之間有的被活活打死,有的被打落塵埃劇烈喘息、奄奄一息。人們不禁呆呆望著發愣,這多么像自己的處境啊!但時間容不得你多想,轉天即被集體押送到當年袁世凱駐兵地小站附近的板橋農場。那是一個多年改造勞改犯的地方,滿目是白花花荒漠的鹽堿地,約有五六個分場,處處拉著鐵絲網,戒備森嚴,持槍警衛赫然入目。一開始,還看到許多未轉移的勞改犯早晨被押著跑步。我心想,對這些受“最高行政處分”但“敵我矛盾按內部矛盾處理”的“勞教分子”,又是怎樣個對待呢?很快便知道,在管理上均沿用舊習,彼此“同學”相稱,對干部一律畢恭畢敬稱“隊長”,進門要喊“報告”。一個姓宣的麻臉看守大門,“同學”們要喊他“宣隊長”,后來知道他是個才“開放”不久的勞改犯。200多右派分編幾個隊,晚上睡覺如沙丁魚罐頭擠成一團,起夜后再回去已難覓縫隙。我是被編到總場直屬隊,隊長鄧永豐小個子精神奕奕,這人總有許多突如其來的新點子。有一次半夜里吹哨集合去12里外的小站抬稻秧,一路上在狂風暴雨中跌倒上百次,摔倒爬起如泥猴,我新買的一身“三不怕”雨衣被扯碎,滿面泥污。暑天耪大地,越熱越要趕工,汗如雨下。當時我得了痢疾,那位鄧隊長對我還不錯,照顧我可以不下水,但也得跟著出工。后來還叫我搞點“宣傳報道”,采訪“好人好事”出黑板報,或參與演個有“教化意義”的戲曲、歌舞什么的,為沉悶的勞改生活增添一點樂趣。但勞動為主,隆冬打凍方,虎口震裂;糞汁漚肥,遍體黃湯;8月補秧,連續三日夜苦戰在水田中,中午竟躺在泥埂上睡出一個人形來,那是片刻的吃窩頭時間。日未出而作,日落亦不息,年節假日還要“義務勞動”出工,據稱這是為了占據你的“腦際空間”,叫你少想別的。不論收工多晚,回去飯后還要學習,或讀報、或斗人、或學條例、或作檢討,多少年里一天也不落地“學習”,使人的腦仁兒生疼。隊長說:“要脫胎換骨就得學習、學習再學習,一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!”只要哪天隊長發恩,說今天晚上可以自由活動,就頓時有人歡呼。這一切,對于來自辦公室、課堂、實驗室的這幫知識分子的確是度日如年。大多數默默忍受,有的用苦干、死累來驅散郁悶,有的則慢慢麻木不仁。但這樣的日子,也并不是每個人均能咬牙度過。一個是《 新晚報 》年輕的女記者高萍秋,在張家河挖渠大戰的半月苦熬中投河自殺幸被救起;另一個是天津女大學生曾科從化驗室偷出些氰酸鉀鋰吞藥自絕,風華正茂的娟娟少女就此殞命。但絕大多數右派還是闖過了這個日復一日的“勞動關”,許多白面書生最后煉得渾身鐵黑。我在抬大筐時肩壓重擔已走不動時,眼前還有20米,便使出吃奶的勁拼命前行,不久便累得得了疝氣病,大夫說:你的小腸頭突破腸壁墜入睪丸,過力了。直到三年后才去公安醫院動了修補手術。

但在勞改生活中,最為熬人的尚不是馬不停蹄地勞其筋骨,而是“望山跑死馬”一般地遙遙無期、苦其心志。這一時期唱的最多的一個歌,就是早晨一邊編隊跑步,一邊要高唱“社會主義好,社會主義好,社會主義江山人民地位高。反動派要打倒,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!”一邊唱一邊覺得怪怪的。1958年開始實行的勞教是不定期的。“什么時候改造好了,就仍然回歸人民大隊”,在這一承諾鼓舞下,我鼓足干勁力爭上游,遂于1960年國慶較早摘帽解教,滿以為原機關就會派車接我回去,機關領導會熱烈握手鼓勵撫慰……一時之間額手稱慶翹首企盼。豈知,這一切均是永遠不會實現的“熱火罐兒”,不過是你自己自作多情的泡沫!事實是,這“摘帽右派”比“戴帽右派”還要夜茫茫、路漫漫…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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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編輯:鐘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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